2025年10月10日，中山市委黨史研究室發表最新考證文章：中共二大前入黨的香山人經考證已有10名。新近考證確認的左步村人孫瑞賢是鮮為人知的一位。
孫瑞賢1922年7月前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上海先施公司黨支部書記。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的憶述、楊之華的《回憶秋白》均提及孫瑞賢。
孫瑞賢的父親孫鏡芳曾任粵漢鐵路徐家棚總機務段工廠廠長，后來在上海先施公司工作直到退休。孫鏡芳胞弟孫疊芳是武漢工人運動第一次高潮中的骨干、武漢徐家棚粵漢鐵路工人俱樂部的主要負責人之一。
孫疊芳的孫媳婦王莉一直在研究孫家家史，她發現孫鏡芳的兒子孫瑞賢可能是武漢最早一批的中共黨員之一，便向中山市委黨史研究室提供了線索。
根據孫疊芳的孫輩出示的孫家族譜記錄，孫瑞賢于1937年8月在上海去世，時年32歲。其夫人也在1938年7月去世，唯一的兒子也已亡。
廠長之子走上革命道路
根據中山市委黨史研究室考證團隊最新考證成果，孫瑞賢是武漢地區早期20名共產黨員之一，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和漢口私立致中中學教師黃負生是孫瑞賢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
孫瑞賢在中學時就認識了中共黨員包惠僧和黃負生。包惠僧是1920年8月武漢共產主義小組成立時的組建人之一，后離漢赴滬，1921年10月由中共中央派遣重回武漢，之后，中共武漢地方委員會成立，包惠僧任書記。
包惠僧在《回憶中國共產黨建黨初期武漢勞動運動與項英烈士（1954年2月）》中憶述，1921年10月中，他奉黨中央之命赴武漢主持黨務，并設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長江支部于武漢，謀展開武漢勞動組合工作。當時，他經過了一個多月的“東投西竄”，還沒有找著接近工人、組織工人的門路，急得好幾夜睡不著覺。后來，在漢口私立致中中學教書的黃負生介紹學生孫瑞賢與他認識，并因孫瑞賢認識了孫敬芳（孫鏡芳），但粵漢鐵路徐家棚總機務段工廠廠長孫敬芳不是“工作對象”，不久包惠僧又認識了孫瑞賢的叔叔孫疊芳——一位翻砂匠。“因為這些關系，我們在徐家棚設立了一所工人補習學校和工人子弟學校。”
1922年2月26日，武漢徐家棚粵漢鐵路工人俱樂部成立，迅速成為武漢地區有影響力和戰斗力的工人團體之一，孫疊芳便是主要負責人之一。
中山市委黨史研究室考證團隊在《中國共產黨武漢史（1919—1949）》找到孫瑞賢入黨的大致時間。1922年初，根據《中國共產黨中央局通告》的要求，中共武漢地方委員會改組為中共武漢區執行委員會。為了發展黨員，增加新鮮血液，中共武漢區執行委員會在原有黨員的基礎上，通過不斷的培養和教育，先后吸收社會主義青年團員和馬克思主義學說研究會的活動分子入黨，其中有來自廣東香山縣左步村的孫瑞賢，以及李書渠、李求實（李偉森）、劉光國、盧斌（陸沉）、林育英（張浩）、項德隆（項英）、施洋、劉昌群、張紹康共10人。加上從上海轉來的李漢俊、許白昊，到1922年6月，武漢地區的黨員達20人。
先施公司職員冒險掩護瞿秋白
孫疊芳的孫媳婦王莉在楊之華的《回憶秋白》中，看到了孫瑞賢的名字。《回憶秋白》一書中講述了瞿秋白隱蔽到孫瑞賢家中的一些細節。瞿秋白轉入地下活動，秘密居住在先施公司職員孫瑞賢同志的家里，住在三層樓的閣樓上，繼續領導行動委員會及其他工作。楊之華由組織上指定與瞿秋白進行聯系，當她將他的住所和上海大學被搜查、他的書籍被焚的事告訴他時，伏案起草文件的瞿秋白放下手中的筆，站起身來，在窄小的閣樓里踱了一會兒，然后停下來說：“書可以被燒掉，但是，革命的理想是燒不掉的！”
經中山市委黨史研究室考證團隊梳理，瞿秋白是1923年7月去上海的，到上海后任上海大學教務長兼社會學系主任。同時，瞿秋白兼管中共宣傳工作，擔任季刊《新青年》的主編，并主編中央的另一機關刊物《前鋒》，參加編輯《向導》。1924年1月瞿秋白參加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后又擔任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他奔波于上海與廣州之間，負責處理兩黨合作問題。后又參加領導五卅運動。
1924年12月，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搜查了瞿秋白活動的上海大學和他在慕爾鳴路的寓所，卻撲了個空，因為瞿秋白早已秘密轉移到孫瑞賢在上海的家中。就在一個月前，瞿秋白與楊之華在慕爾鳴路的寓所內結為革命伴侶。
而當時，孫瑞賢和家人已由武漢到了上海工作。先施公司是由澳大利亞華僑、香山人馬應彪等人創辦的中國近代第一家民族資本大型百貨公司，上海先施公司有大量香山籍員工，因此，孫瑞賢到上海后較容易在此謀得職位。根據孫疊芳的孫輩介紹，孫瑞賢的父親孫鏡芳、六弟孫瑞才也在上海先施公司工作。
1925年1月，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瞿秋白作為20名代表之一出席了大會，并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中央局委員。
為店員爭取利益
中山市委黨史研究室考證團隊根據《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了解到，孫瑞賢于1925年1月至8月間在上海擔任店員聯合會支部負責人，1926年1月至5月任先施公司獨立支部書記。該獨立支部成立于1926年初，有黨員4名，5月劃歸部委領導，獨立支部改為支部。先施公司獨立支部所劃歸的“部委”就是當時上海的中共部委員會。
1927年1月12日，中共地下黨員楊醉新率先發動了上海先施公司開業以來的第一次要求改善生活待遇的斗爭，他們在罷工前夕組織了罷工委員會，向資方提出增加工資、減少工時、改善待遇、承認工會等7項條件，上海店員總聯合會一面發動所屬店員各團體支援先施公司職員的罷工，一面幫助先施職工與資方交涉。當罷工進入第五天時，資方不得不讓步，勞資雙方簽訂了增加工資、供給醫藥費、不得無故開除職工、罷工期內工資照給等協議。罷工斗爭取得了勝利。1927年1月16日，先施職工會正式成立，選出了執行委員會。17日，全體職工在公司內繞行一周后勝利復工。1926年初建立起來的以孫瑞賢為書記的先施公司支部，通過斗爭的考察，吸收了幾名積極分子入黨。
孫瑞賢后來的情況已找不到相關的史料記錄。根據孫疊芳的孫輩出示的孫家族譜記錄，孫瑞賢于1937年8月在上海去世。族譜還記錄其夫人1938年7月去世，而兩人的獨子已亡，去世時間不詳。親人們沒有找到孫瑞賢的照片。王莉說，孫瑞賢一家人相繼去世，根據當時的時代背景推測，極大可能是因叛徒出賣被暗殺，但苦于沒有證據考證，至今仍是謎團。
編輯? 袁鳳云 二審 朱暉 三審 陳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