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南京路永安百貨的霓虹燈每晚亮起，人們流連于夜色旖旎時，鮮少會想起這家百年公司，曾串聯著珠江口和上海灘的歷史脈動。
在中國近代歷史上，有至少2萬香山人曾在黃浦江畔參與構筑一個橫跨商業、教育、文化的復雜網絡。他們不僅是上海開埠后的“城市合伙人”，更是用糖茶貿易、救國實業、教育實踐等，在十里洋場演繹了一幕幕被低估的早期全球化敘事圖景。
近年，歷史學博士、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馬學強團隊圍繞近代在上海的各地移民群體，通過對大量檔案資料的系統梳理與口述采訪，逐漸形成了幾個區域人群的資料庫，其中就包括“在上海的香山（中山）人數據庫”。這一數據庫既包含歷史名流，也不乏普通的販夫走卒，他們在上海灘書寫的故事，本質上是中國現代化的一個隱喻——當傳統遇上現代、當鄉土遇上城市、當本土遇上全球，他們的選擇與掙扎、成功與失敗，都好似一部時代答卷。
6月15日，馬學強教授做客中山市香山書院，通過對不同階段赴滬香山人的職業分析等，解讀不同時期香山人在上海的形象特點，并探討香山人在上海如何構建新的社會網絡，如何實現由“傳統人”向“現代人”的轉變。
適逢臺風“蝴蝶”過境，風雨大作，這場學術分享亦如光電穿越百年風浪。今天，當我們重新打開這份“香山答卷”，不僅能對鄉賢歷史進行再次打撈，或許也能為破解當下文化認同與城市發展難題，提供意想不到的歷史智慧。
從香山古驛到外灘鐘樓
香山人的步伐跨越山海
在木帆船時代，中山（舊稱香山）到上海的陸路直線距離約1500公里，海路1600公里。這樣的地理阻隔讓兩地在明清時期近乎隔絕。史料顯示，彼時上海赴香山的多為官員，如明代崇禎十三年（1640）進士顧其言，初授香山知縣，后轉署順德縣令。而香山人赴滬，則鮮有記載。直到1843年上海開埠，香山移民網絡北擴，第一批香山買辦扛著絲綢茶葉踏上外灘碼頭。
馬學強教授曾以香山買辦與上海城市發展為題，對在滬的香山籍買辦進行過分析。他認為，獨特的地理優勢，讓香山人捷足先登，較早與西方人接觸，較早懂得學習外語的重要性，也較早產生了一批與洋商貿易而致富的商人。也就在這一過程中，出現了早期的香山買辦。此后，上海開埠并迅速取代廣州成為遠東貿易中心。香山人憑借早期在廣州十三行的買辦經驗，跟隨洋商北上，成為上海對外貿易的核心力量。在某種程度上說，上海是廣州、香港買辦網絡的延伸與拓展。
學者熊月之在為《廣東人在上海（1843-1949）》一書撰寫的序言中提到，香山一個邊陲小縣，竟然有那么多著名人物在上海活動，既有孫中山、容閎、唐紹儀這些在教科書上都能見到的名流要角，也有那么多褒貶不一的買辦，徐鈺亭、徐寶亭、徐潤、唐廷樞、唐廷植、唐瑞芝、唐國泰、莫仕揚、鄭翼之、徐渭南，有百貨業巨頭、創辦先施等四大公司的郭樂、郭標、郭泉、郭葵、郭琳爽、馬應彪、蔡昌，有實業界巨子方舉贊、馬玉山、鄭伯昭，還有撰寫《盛世危言》的鄭觀應，杰出藝術家鄭君里，著名音樂家蕭友梅，遺世獨立之影星阮玲玉，精武體育會創建人盧煒昌、陳公哲，發明四角號碼之王云五，小刀會首領劉麗川，上海市市長吳鐵城……從政治、經濟、社會到文化、藝術，群星璀璨，流光溢彩，人數之多，影響之大，令人感嘆。
旅居各地的香山人以團結著稱，在上海亦然。他們成立了各同鄉會組織，有“善堂”“宗慶會”等多種名稱。1922年，香山旅滬同鄉會（后改名中山旅滬同鄉會）成立，會長陳炳謙。到1948年，中山旅滬同鄉會員總人數有2315人，涉及歐、郭、董、唐、蘇、梁、楊、鐘、蔡、李、韋、甘、陳、鄭、程等三四十個姓氏。他們來自中山各地，早年集中于黃浦一帶，后來到虹口、靜安較多，形成了欖鎮組、虹口組、靜安組、聯合組等群體。也有的以所從事行業、所在公司來區分組別，集中在百貨業（四大公司）、金融業、飲食業，以及醫院、碼頭、經銷茶葉等，既延續傳統的生計，也出現了新興行業。
馬學強教授表示，過往的研究往往更關注香山旅滬的名人，即對核心或關鍵人物的考察，而忽視了對香山旅滬整個群體的全面考察；此外，要更加關注香山人在滬的社會生活史，重點研究討論其職業情況與教育代際問題。
從買辦貿易到全球資本
他們是“生意人”但不只是“生意人”
馬學強教授指出，一個多世紀以來，香山人在上海工作、生活，不斷拓展，盡管出過著名的政治家、官員、文化名人、藝術大家，但更多的香山人，還是以經商為主。
“要理解香山人在上海的經商活動，要在一個更廣闊的視野中去考察。”馬學強表示，香山人的移民與僑民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背后是一個龐大的區域乃至全球的商業網絡，集中體現在南京路由香山人創立的“百貨業體系”。
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均由香山人創辦，他們革新商業形態，引入西方現代百貨的運營理念，如明碼標價、櫥窗展示、連鎖經營、會員制度等，打破了傳統商號“討價還價”“前店后廠”的舊模式。例如，先施公司首創“不二價”制度，永安公司設立“顧客意見簿”重視消費反饋，這些舉措推動中國商業向標準化、制度化轉型。
利男居食品店于1902年初建于大馬路（今南京路）盆湯弄，店主香山人鐘安樵依照廣東風俗，嫁女時要訂做龍鳳禮餅饋贈親友，為迎合人們多子多孫多福的心理，取名“利男”，后幾經變遷更名為“利男居”，利男居以廣式點心為主，有300多個品種，其中全蛋薩其馬、小鳳餅、椰蓉杏仁餅、奶油椰蓉酥等尤受消費者喜愛。20世紀40年代，利男居與同芳居、怡珍居、群芳居號稱“四大居”。
此外，還有太古洋行（又稱太古公司），1866年創立。包括太古輪船股份有限公司、藍煙囪輪船股份有限公司、太古東糖公司、永光油漆公司、太貿公司等。來自香山的楊氏家族長期在該公司任職，并聘用了一些香山同鄉，形成了較大影響力。
馬學強教授形容，那個時代中山人在上海的形象就是：“一群做著大生意、有著雄厚資產的廣東人。”
其實，在滬從商的香山人不僅是單純的“生意人”，他們在促進民族工業、運用全球資本等方面已經有了較大探索，成為中國主動融入世界現代化浪潮的代表。當時，四大百貨公司既銷售歐美進口商品（如化妝品、鐘表、服飾），也積極推廣國貨。永安公司創始人郭樂設立“天廚味精”“無敵牌縫紉機”等專柜，大新公司開設“中國國貨商場”，在洋貨沖擊下為民族品牌搭建展示平臺，客觀上推動了本土制造業的升級與市場競爭力，構建了兼具開放性與本土性的近代商業文明。
此外，他們也試著運用全球資本。永安郭氏兄弟從澳大利亞華僑中募集資金，在香港設總部，上海開分店，構建起橫跨太平洋的百貨帝國。馬學強教授展示的1923年新新公司招股書顯示，其股東名單中既有上海的錢莊老板，也有南洋的橡膠大亨，這種資本結構正是香山商人“腳踏中西、融通海陸”的生動寫照。
概括來說，這一批香山人不僅教會中國人如何購物，更潛移默化地重塑了消費、性別、空間、國家等現代概念，為當代城市商業發展留下了深刻的歷史注腳。
從僑鄉私塾到滬上學府
“傳統人”漸變“現代人”
在近代上海，香山籍買辦作為最早與西方人有直接而廣泛接觸的一個人群，他們在成為中外經濟之間聯絡人的同時，于溝通東西文化方面也起著日漸重要的作用。在此過程中，他們所受的教育始終是值得關注的。
馬學強教授通過對大量史實的調查證明，這個在中外交流中扮演著獨特角色的階層，其獲得教育的途徑也遠比其他階層多樣而廣泛。
以初代買辦的英語學習為例。徐潤初到上海，他的叔叔不忍其流落市井，遂命他赴蘇州求學，但因口音隔閡，徐潤根本聽不懂吳語，“不惟書不能讀，話也不明”，不久仍回上海。中外通商，五方雜處，他在復雜的語言環境中掌握“洋涇浜英語”。鄭觀應奉父命到上海學生意，入新德洋行服務。入英華書館夜班專攻英文兩年。英美煙公司的買辦鄭伯昭，來自廣東中山，曾在上海中西書院學習英語。陳炳謙，廣東中山縣梅溪鄉人，早年即到上海，以絲茶為業起家，不久進祥茂洋行，任職之初，苦習英文。
從晚清到民國，率先得開放風氣之先的東南口岸城市、府縣城市衍生出各類性質各異、樣態多元的新式學校，其中以通商大埠上海最具代表性。甲午戰敗之后，僅清末十年間，上海一地設立的大、中、小學堂合計達353所之多。香山人經濟條件好，送原本“留守”家鄉的子弟“到上海讀書”，成了香山人的必然選擇。
馬學強教授收集了大量檔案文獻以及學籍冊、學籍卡、畢業證書等，發現香山子弟求學的學校有粵東中學、華童公學、上海青年會中學、圣瑪利亞女校、中西女中、民立中學、圣約翰大學、交通大學等。其中，華童公學由鄭觀應倡議創辦。1904年，鄭觀應、唐杰臣、陳輝庭等人捐資籌建。華童公學堅持“中西并重”，其畢業生在近代上海工商界大受歡迎。
此外，馬學強團隊在研究中發現就讀上海交通大學的香山人尤為多。他分析認為，一是早年香山籍買辦與盛宣懷洋務企業的創辦存在密切關系，其家族子弟往往通過直接或間接的人際網絡進入交大就讀；二是20世紀30年代粵籍校長孫科、黎照寰主校期間，基于鄉緣紐帶，引進過一批中山籍教員，同時重視對中山籍學子招收與就讀；再者，在滬的香山人家境般實，父輩出入中西之間，深具開放、進取、務實的習氣，加之深受孫中山“實業救國”“交通救國”思想的影響，香山子弟對以工程實業教育而聞名的交通大學有所偏愛，也是情理之中。
在上海的受教育過程，讓幾代香山人不僅學到了知識與技能，而且學到了新的態度與價值，發展了新的行動傾向，促進了香山人從“傳統人”向“現代人”的轉型。這一時期，徐婉珊、孫科、韋愨、蕭友梅等香山籍人士在上海教育界聲名鵲起。
是“中轉站”還是“目的地”？
中山人完成自己身份認同
在研究香山子弟的教育情形時，馬學強教授發現不少學生的學籍卡中出現了“回鄉”字樣，“在上海最好的學校讀書，為什么要肄業返回中山？”“難道上海只是中山人的‘中轉站’，而不是‘目的地’？”
研究發現，抗戰爆發后，部分中山人為躲避戰亂，從上海流散到內地、海外。到了1946-1949年，原來留在上海的中山人也開始重新布局，有些本是跨國企業或跨區域性公司，他們把經營重心轉到香港、東南亞各大城市，以及澳大利亞的悉尼，遠及歐美城市。有的甚至重新回到香山（中山）老家。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國家政體發生改變，實行戶籍制度，選擇留滬的中山人擁有了上海戶籍，被江浙一帶人稱為“老廣東”。
有人去，有人留，在上海的中山人——無論社會精英，還是普通的商販、技工，就這樣完成了自己的“身份識別”。
回眸歷史，初到上海的香山人曾因粵語被稱為“廣幫”，甚至一度被貼上“叛亂者”的標簽。但到20世紀20年代前后，上海報紙開始出現有關“香山風味”的專欄，介紹廣式點心、粵劇演出等，陶陶居、蓮香樓等廣式茶樓，更成為上海市民的“網紅打卡地”。與此同時，許多香山人也將上海的生產技術、生活方式帶回了家鄉，例如用上海產的機械生產中山脆肉鯇，將滬上流行的月份牌年畫改良為香山特色的南洋風情畫等。這種雙向的文化影響，打破了以往“單向城市化”的敘事框架。
講座現場，有人提出能否用AI技術復原香山人在滬生活場景。馬學強教授表示：“我們有郭氏家族的老照片，有粵東中學的學籍卡，甚至有當年的商業賬簿，這些都是AI復原的好素材。但那一批中山人的精神世界，卻是難以復原的。”
鄭觀應在上海寫下《盛世危言》時的焦慮，郭樂在抗戰時期堅守永安公司的抉擇，這些歷史現場的情感溫度，遠非數據建模所能捕捉。今天，我們能在歷史中與他們邂逅，讀懂他們的精神追求與情感交織，使其在當代敘事中繼續發揮作用，已是最好的“復原”。
編輯 袁鳳云? 二審 韋多加? 三審 陳浩勤
